李亚军，南京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副理事长。一直从事工业设计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8项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科研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等项目。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省精品课程、优秀课群奖；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2010年获江苏省教学名师奖；2012年获全国十佳教育工作者称号；2014年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主持各种类型的产品开发与设计服务项目40余项，发表论文50余篇。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整个的设计行业，诸如设计教育、设计产业，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李亚军教授表示，由于疫情的影响，各行业的用工问题较为突出，突出表现为设计人没办法集中办公，故会推动网络协同设计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设计业应加强网络协同设计的软硬件建设与维护，运用新的设计方式、新的工作方式；由于疫情的出现，社会需求设计界应更多地关注智慧平台的系统模块设计、社会服务系统模块设计、个人健康信息管理终端交互设计等，特别是在我国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智慧服务等适老化设计的研究与应用。

  《设计》：在疫情防控期间、疫情之后及未来的一段时间，想请您谈谈疫情对于设计产生了哪些影响，或者结合疫情作为大背景对设计有无另外的的思考？

  李亚军：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整个的设计行业，诸如设计教育、设计产业，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首先，从设计行业来说，由于疫情的突发，对人力资源方面产生了影响，有关人员不能够集中，对设计实践工作带来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困扰；其次，对于设计研究工作来说，疫情促使一些研究课题之间尽可能多的产生了交叉与融合，使设计学科向着多学科交叉融合，及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

  设计目标层面：例如原来咱们专业单纯立足于设计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虽疫情的影响，对传统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对设计的目的进行了思考；设计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设计、设施设计等逐步转变为服务系统模块设计，社会创新设计等。

  研究方法层面：传统的市场调查与研究、问卷调研之类的方法，受疫情影响无法开展，现在的调研更依赖于互联网大数据，通过对网络上数据的挖掘有效地抓取有关信息，有时比传统的调研获取的信息资料来得更可靠，在此引导下设计知识相关的资讯收集方式发生了转变。

  我认为之前设计研究追踪于设计本身，而后期设计时应更侧重于基础功能与用户的研究，更强调用户对于设计的重要性。关于服务系统模块设计应更强调设计成果的实用性与通用性，保证开发产品能落地、投入生产与制造。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各行业的用工问题较为突出，突出表现为设计人没办法集中办公，故会推动网络协同设计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设计业应加强网络协同设计的软硬件建设与维护，运用新的设计方式、新的工作方式；由于疫情的出现，社会需求设计界应更多地关注智慧平台的系统模块设计、社会服务系统模块设计、个人健康信息管理终端交互设计等，特别是在我国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智慧服务等适老化设计的研究与应用。

  《设计》：您多次提到适老化设计与智慧平台设计，想请教下那您对适老化设计和智慧服务平台设计有什么新的见解或研究案例？

  李亚军：我们学院在2012年年初开始关注适老化设计问题，先后有国家级的研究课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支撑下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研究》，以及省部级以上的适老化研究课题8项左右，目前我们针对这项课题已开展相关基础性研究，但尚未进行实际应用。目前国家提倡的老龄化服务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我们通过观察、调研发现目前这三种模式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是未富先老，养老资金是比较紧张，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这里面包括很多问题，例如广大群众期望的养老服务模式究竟是何种形式，这些养老模式中哪个相对更适合我们的祖国的国情。当然从我自身的视角来看，目前的国内的养老服务模式在满足养老服务需求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数量众多，养老机构不能较好满足养老需求。养老机构存在高、中、低端等不一样的层次。现有的一些较为高端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服务的品质和水平均相比来说较高，但服务费用昂贵，对于大多数低端的用户来说，他们不太认同这种服务与运营的模式，抑或是难以接受服务的费用与价格，因此，目前多数用户更偏向于居家养老模式。我在南京也参观过一些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些机构中都会存在服务功能模块不健全，再加上缺乏一些专业的、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服务队伍，这些都对养老服务的品质存在影响。因此，我们课题组通过研究提出了基于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的、依托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支撑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通过信息平台整合社会化的养老服务资源，通过政府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监督管理，建立准入机制对上述资源进行筛选，为居家老人提供对应的服务，同时通过信息平台也能够直接进行资源调配，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也符合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和服务需求。在之前的课题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居家的老年人对上门服务的需求还是蛮高的，存在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服务技能参差不齐。将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类似中介等提供服务的执行机构，更好地对服务人员进行筛选与监管。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通过信息化平台及时发布，或与社会服务资源对接。通过这一个网络站点平台，实现各服务中心之间的资源调配，以更好地适应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后续将围绕整体网络服务信息产业链，将进一步深入探讨服务产品的触点设计，如配餐、医护、上门服务等，意在解决如何通过新型的服务设施解决服务人员的劳动强度、效率等实际问题。当然，我们这边之前也有开展过一些适老化产品设计的工作，例如适老化多功能床的设计，针对偏瘫或者重症的老年用户，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设计了具备相应功能的床具、转移工具，但目前因技术、经费等限制，还不是非常完善，也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再例如关于突发事件，我们之前有做过抢险救援车等军用特种车辆设计，结合应急需求设计出与之匹配的产品，有些后续还需完善。

  《设计》：您较早地关注到了中国未来老龄化社会将会面临的这种需求，虽然整体的格局和模块基本成型，但适老化设计研究中一些难点也很突出，存在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其中的对接环节和肌理未有完全梳理地特别顺畅。

  李亚军：是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与研究工作，目前机构之间有行业壁垒，银行、医院、保险等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相对困难；提供服务方将由谁来主导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低端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对应的服务所产生的一些费用较高，要不要由政府来主导提供税收、补贴等资金等形式，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敏感且没办法避免的。很多年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我的一个朋友是当地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他当时和我讨论，提出想新增一些专业，我建议他可以开设适老化专业服务人员的方向，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他说，小地方和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对这种照顾人的职业有些偏见，服务人员的工作不能较好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好招生。从现在的老龄化服务的真实的情况来看，这些具有专业服务技能的人员比较紧缺，一些老龄化服务培训机构也在做相应的技能培训工作，但这些机构的产出与社会需求之间差距还是较大，依然存在很大的缺口，有关人员的招聘难度也相对较大。适老化服务设计也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但是目前我们的课题较为分散，有待整合形成系统的研究。

  李亚军：因为疫情本身是一个突发事件，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学院也开展了一些公益广告宣传的设计，主要是从学生组织方面，完成了一些小规模的设计实践。但尚未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工作，我们主要更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实训。例如，毕业设计中已有一些公益海报设计、医护口罩产品设计等，但不多。在以往毕业设计中我们开展过关于灾情救援的相关设计，如救援担架、抢险救援车设计等，但并未针对本次疫情进行更多的设计。

  《设计》：您是怎么样看待系统模块设计这一概念，现阶段的系统模块设计应着重考虑哪些设计维度？

  李亚军：在80年代初期，就工业产品设计而言，产品设计主要是以产品造型形态设计为主。但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设计”是一项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进行产品设计时，需深入探究其造型、结构、工艺、材料、色彩、文化、经济等多项设计指标，形成产品设计系统研究的一体化。在设计中各项指标因素都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也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设计成果，能否被市场接纳与认可。从系统角度来讲，我觉得需着重强调设计程序的完整性，就是在设计时，一定要从系统角度去思考用户行为。

  另外，从系统的设计方法来讲，由于疫情的影响，无论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来看都发生了变化，因此系统设计的方法均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演进。在设计中“系统”的思想没发生改变，而在方法层面，我觉得可能在后续实际项目研发中，会有一些优化与突破。例如，在进行设计调研与用户研究时，会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方法进行网络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从某一些程度上说，新的数据量化方法与技术会促进优化与应用，相比传统的一些调研方法，更具有可靠性，包括线上协同创新设计在后续的设计研究中，将会成一种较为重要的设计方式。尤其是在疫情特殊时期，所开展的一系列线上网络会议网络课堂等交流形式已经被大家接受，因此在后面的设计活动中，网络协同设计会被大范围的应用，网络协同设计可以给设计带来更高的效率和降低设计成本。

  《设计》：受疫情影响，慢慢的变多的人会选择居家办公、在地办公、小型个人区域内办公等工作形式。设计本身带有创新创业的能量和能力，在南京地区有没有您认为可圈可点的设计园地、设计活动或设计平台？

  李亚军：目前我个人对于这一类型的科技园区接触得比较少了。在早期的工业设计园区兴起的时候，参与过相应项目邀请，但最后发觉实际意义不显著。我个人觉得这类设计园区的建设要与本地的产业体系需求去做，不应该为了做园区而去做，我还是保留着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果是说国家是能够真正地扶持设计，未必要建立这种“二房东”的模式。比如，一写设计园区的建立，简单的实施两、三年免房租形式，而到期后原有场地又被闲置，这对设计驱动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状态。如果政府真正想把设计做强做大，应该通过设计创新给产业建立一个良性的支撑平台和服务。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不愿意为设计买单，很多公司都希望能够通过设计给企业创造商机，但又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那么政府对于设计研发服务型企业与产业对接提供一些设计研发的经费支持，帮助制造业与相关的产业降低负担，让他们能充分感受到设计的价值，慢慢地提高对设计的认知，通过设计而提升产品的价值与销量，对政府而言也增加了税收，从而架起了设计服务与产业界关联性。目前我所了解到设计园区绝大多数都是形成了一种“出租房屋”的形式，尚未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设计平台（设计服务产业链）。我个人觉得在某一地建立设计产业园区，应是建立在当地产业体系需求的基础上，如果当地的没有相应的产业服务需求和一定的产业规模，是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设计服务平台，组建和运营合理完整的设计团队的。

  《设计》：从工业设计的整体格局来看，您觉得未来工业设计学科的人才培养的要点与关注点在哪？

  李亚军：工业设计从我自身的视角来说，一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型培养模式。传统的造型设计能力培养仅仅是系统设计能力的一部分，创造性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我们设计教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工业设计教育而言，有两项基础研究工作需要落到实处。其一，在人机交互、人机工程、人-机-环系统等方面，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再有一个就是产品的CMF设计，包括色彩、材料、制造工艺等实际的生产性工程基础教学平台。要深入思考我们设计究竟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在造型、经济、美学、制造领域等。我曾经去广州、深圳的公司做相关交流，现在无论是设计企业还是企业找你做设计，他们可能不是找你做一件具体的产品，而是他们有相应的技术与资金，让你与他们一起开发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参与到产品前期的开发设计中，因此这方面更需要类似产品设计经理这样的人才，需要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目前这一个方面的人才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缺。

  《设计》：清华大学也在探讨综合设计基础，蒋红斌教授在清华教授《设计思维》课程，认为这个课程比《设计概论》《设计史》还要重要，能够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观念。您认为，从设计基础的课程视角来看，从更大的领域来看，培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型人才，在大一、大二、大三，通过什么样的课程能较好导入工业设计人才的培养思维？

  李亚军：原来我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习期间，学习了传统的平面构成、立体构成等相关的课程，后面也上了雷曼教授的课，他的课程讲授更多的是结合材料、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不是泛泛的仅研究造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这样的课程无论是对艺术类的学生抑或是工科类的学生来说都是很实用的。例如形态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材料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设计如何将其统一为实现某一功能。如用瓦楞纸设计一个坐具，为保护鸡蛋不易摔坏设计一个包装等，这里面不仅仅涉及形态的问题，包括结构、材料、材料的性能与受力等每个方面。我们目前的课程也让相关老师尝试进行改良与优化。我以前也要求教授素描课程的老师，不能仅仅是画传统的石膏像，而应结合专业需要画一些材质质感和产品结构的素描，通过基础课的学习与训练，也能让学生较早地对专业知道，要更好的结合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设计等相关方向的要求，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将质感、结构设计结合，融入训练手绘表达能力的训练中，加强对产品结构、材质的理解，通过基础性训练加强对专业的了解，还有在一些基础训练的加工制作中，应结合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例如3D打印、激光切割等，加强对现代加工制造技术的了解，加强完善设计基础类课程培养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设计》：中国的工业设计在未来的10年至20年，立足于世界格局，中国也会有新的工业设计关注领域及方向，您觉得在马上就要来临的工业设计4.0时代，怎样突出中国工业设计特有的自身优势？

  李亚军：中国的工业设计来看，因为我是学工科的，考虑的可能不是特别完善，不过从AI以及大数据的发展的新趋势来看，中国人才教育培训方面应该充足表现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创新性设计必然离不开工程技术基础的支撑，需要加强工程技术基础、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要加强对人的生活方式研究、人的行为能力、认知能力的研究，我们对设计的基础研究投入太少；要加强网络大数据筛选以及数据可视化的研究，依托我们的祖国政府主导能力强的优势，在社会创新服务系统模块设计方面能做些成就，如果上述能得到强化，在后续的设计应用中也能更好地有所体现，我们的祖国的设计就能上一个台阶。

  《设计》：您刚才提到适老化设计，国内外国情之间有差异，国外目前发展得较为成熟，立足于社会创新视角下，后续的研究是否有结合中国国情的方案与思路？

  李亚军：我和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尝试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我认为从企业的视角，要想从系统层面解决这一个问题目前仍具有较大的难度。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建立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整合社会的服务资源，但各个行业之间有信息与利益壁垒，很难打通，我记得前几年国家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养老信息平台建设的课题，课题的经费大致是3000万左右，应该说国家已经注重这方面的研究与建设，我想随着我们国家养老社会化建设的进程，设计人员的热情参加研究，会找到一个能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新思路。